马耳他之战:为什么“一盘散沙”的西方联军可以完败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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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是欧洲取得新生的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这片沃土人才辈出,环球航行使得欧洲人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弄潮儿,军事变革更使她的力量达到了前人从未企及的高度。

当时的人不会提前知道,自己正处在文明上升期,相反的,他们体会到的是汪达尔人兵临城下的恐惧——一头野兽,来自穆斯林世界的野兽,正对新生的文明虎视眈眈。

现代人很少了解奥斯曼帝国给欧洲带来的恐怖。历史课本中的16世纪,是属于欧洲的世纪,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类理性苏醒的世纪。

事实上,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那样一帆风顺。不开上帝视角的话,大部分人反而会认为奥斯曼帝国是当时亚欧大陆上的霸主。

看上图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到,所谓“欧洲内湖”地中海哪里还有欧洲人的份?小半块欧洲及其海岸线都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面对如狼似虎的超大帝国,基督教国家则各自为政,显得散乱不堪。

在古典时代,波斯也对弱小的希腊造成了同样的威胁。但无论是波斯还是奥斯曼,面对西方文明,讨得的都是灰飞烟灭的结局。

是什么精神驱使着西方人进行看似螳臂当车的战斗?让我们把目光放到1565年的马耳他,在那里,发生了如温泉关一般的史诗级战役。在那里,西方的武德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即将打响的战役是两种信仰之间的对决。异教徒的大军对我们的岛虎视眈眈。我们是基督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如果天主需要我们杀身成仁,此时此刻便再好不过。那么,我的兄弟们,让我们不再犹豫,走向神坛。在那里我们将重申誓言,以圣礼重铸信仰,以信仰誓死如归。诚既永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宗教人士可以在这场围攻战中找到不少“圣徒”:他们是本可以做置身事外的看客,也许只是默默无闻的平民,也许曾经站在信仰的对立面。但在大围攻中,他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他们或慷慨赴死,或拔刀相助,或迷途知返,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圣约翰骑士团的基地原本在罗德岛,罗德岛被穆斯林攻陷后,马耳他成了骑士团的新驻地。穆斯林进一步进犯欧洲时,马耳他首当其冲。岛民没有任何理由爱戴作为外来客的骑士团,甚至可认为他们是引祸上门的罪魁。

然而,马耳他岛人是世界上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早在圣保罗于公元六十年登陆该岛,基督教精神便给予了他们强大的信念支撑。

即使是热衷夸赞来自欧洲高贵家族的骑士团成员武德的史官,也为这些腿短胸阔的岛民的勇气所折服,“在大围攻期间,几乎每一个种族都发生了逃兵投奔异教徒的事件。但在本土的马耳他人中,从来没有这种事发生。”

构成马耳他主要防御力量的,不是来自于数量稀少的骑士,而是五六千名适龄服役的马耳他岛民。

整个大围攻的焦点在于圣艾尔摩堡。这座不大的星型堡垒可谓是马耳他的阿拉莫:这座堡控制着整座岛的高地,一旦失陷,穆斯林便有轰炸马耳他岛的至高炮兵阵地。

最重要的是,整个马耳他的城堡不多,丢一个少一个。事实上,骑士大团长很清楚外援的重要性,光凭一个小岛撬动一整个帝国的希望是渺茫的。守军只要多撑一天,胜利的希望就多一分。

换句话说,圣艾尔摩堡是用来拖延时间外加振奋士气的。里面的守军当然知道这一点。“被夺去外围工事的圣埃尔摩堡犹如一根孤零零光秃秃的树干,暴露在中……”,这座堡的防御工事已经被奥斯曼的炮火削弱了许多,失陷是时间问题。大团长也不能派出更多宝贵的人力去支援城堡守军,同时他也不能把原有的守军撤离出来。

瓦莱特的意思很明确——马耳他就这么几座堡,每一座堡都要守到最后一个人为止。

守军开始也不情愿,甚至主动销毁武器储备,准备撤离。然而当大团长以骑士精神的要求时,他们坚持下来了。守城的骑士们乞求大团长不要来解救他们,他们宁愿待在圣艾尔摩堡并战死,也不愿意返回比尔古。

“忠魂埋骨于大漠,荣耀献歌于天主”。这是城堡里基督徒信仰的真实写照。他们中有的人是原本的驻军,有的则是后来的援军——在被切断交通的情况下,他们中不少人甚至是集体游泳进入城堡的。志愿者中,甚至还有两名基督徒鄙视的犹太人。

穆斯林这边原本以为,只需要花几天时间就可以拿下整座岛屿,没想到,就是一个粗制滥造的圣艾尔摩堡就在不间断的围攻中坚持了整整三十一天,被切断所有外部联系后,仍然坚持了三天。

堡内幸存者寥寥无几,阵亡的1500名基督徒据保守估计,平均一个人击杀6个穆斯林。土耳其的确切伤亡历来说法不一,不过平均来说也有8000人,几乎是远道而来的奥斯曼军队的四分之一。

他们有机会向穆斯林的信使投降,土耳其总司令用自己的胡子,以及先祖的坟墓起誓,任何有意愿撤出的人可以不受干扰的离开。但守军却决意在自己的岗位上殉教。

这些人每一天的坚持都没有白费,不少欧陆的领导在观望,他们中有些人明确表示:如果圣艾尔摩堡陷落,他们就放弃马耳他。

就在圣艾尔摩堡做垂死挣扎的那一天,四艘加来船带着一支小小的援军来到戈佐岛北部海域。时间卡的恰到好处,圣艾尔摩堡刚被攻陷不久,两拨人接上了头。他们封锁了圣艾尔摩被攻陷的消息,当援军领导带着四艘空船返航欧陆时,对圣艾尔摩被攻陷的消息一无所知。

最后是那些在紧要关头良心发现的叛教者们。名叫“拉斯卡里斯”的希腊裔军官逃到了守军这边,他在年轻时被土耳其人所抓,对土耳其人的战术了如指掌。

“骑士团每天展现的史诗般的英雄表现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他责备自己与蛮族为伍,而正是这些蛮族杀死了自己家族中的大部分亲王,还迫使其他人于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在边荒之地过着流放生活。”

乍一看,我们似乎不能理解,为何如此多的人倒向基督教一边。难道真的是欧洲人运气特别好?

笔者从几个角度提供下思路,首先,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自己是在打“圣战”,但他们对天国图景的描绘是不同的——无数奥斯曼奴兵认为自己战死,是为了得到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交配权——他们的天堂并不像基督徒的天堂那般超然物外,人依然受俗欲支配,只是有无数处女供其机械式地发泄欲望罢了。如果不能理解这段话,联想下现代IS组织给其手下发的“天堂护照”上的内容就明白了。

▲叙利亚军队近日在拉卡市一处新收复的地区发现了这本“通往天堂的护照”。“伊斯兰国”经常给战士们“上课”,鼓励他们相信“守护伊斯兰教”并执行自杀任务,死后就能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狱,而且还有处女相陪。 图源于网络

对马耳他人来说,是为了防止日后继续遭受穆斯林海盗的骚扰,对土耳其近卫军中的奴兵来说,不跑实在对不起奥斯曼的“厚恩”。白左史学家最多告诉世人基督徒奴役黑人多么罪大恶极,却不告诉大家,穆斯林奴役欧洲人时杀人诛心式的罪恶。

且不说巴巴里海盗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共劫掠100万基督教世界的人口。单说说土耳其近卫军是怎么一回混账事。

奥斯曼人知道基督教世界很厉害,他们当然不会从文化上去理解对手的优越之处。反倒想出了一个“以夷制夷”的点子。

奥斯曼帝国觉得基督徒有特异之处,于是就从基督徒手中夺走他们的孩子。近卫军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来自于土耳其境内——奥斯曼帝国每五年进行一次全面征兵,凡是年满七岁的基督教男孩都要接受检查。

最有潜力的会被带到专门的神学院接受“人生义务(伊斯兰教)的教(洗)导(脑)”。他们终身不能娶妻(除了上天堂享受处女别无他法),接受军事训练。这些从小就不知亲情友情爱情是何物的人,往往对自己、对敌人、对其他奴兵、甚至对故土老乡都毫无怜悯之心。

他们没有家庭,没有根基,没有荣誉。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为奥斯曼帝国做炮灰,成为这个暴力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奥斯曼要切断基督徒的血脉——不管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还是文明层面的精神传承都被粗暴的切断。

何为野蛮?野蛮即破坏,奥斯曼破坏其占领区域的文明,却无法注入新的秩序,所带来的只有空虚与恐怖。

到了关键时刻,像“拉斯卡里斯”这样的浪子怎么不会悔恨自己为虎作伥的过往,当死守堡垒的骑士表现出对家园的忠诚时,无根的近卫军怎么不会感到羡慕?浪子回头,临阵倒戈也在情理之中。

马耳他大围攻也展现了西方的人性光辉。16世纪的军事科技,值得注意的便是火绳枪的普及。那时候的火枪,对装甲造成了极大威胁。贵族身上的盔甲已经过了巅峰期,甚至不少铠甲更注重装饰效果。

部分贵族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圣约翰的骑士们去他们的盔甲匠那里就有如当代富人去找自己的裁缝”“人们发现,若盔甲活动部分的所有关节,比如肘部和膝部,都根据穿戴者的尺寸经过准确调整,则金属的实际重量很少会让人有不便感”。

不少骑士还穿着马克西米连式的板甲,马克西米连皇帝是铠甲发烧友,他曾像铠甲匠抗议盔甲太重,并发明了一种新式样的铠甲。

马克西米连式板甲在薄板材上加工出隆条。这种式样的板甲结合过去哥特式板甲的棱槽造型和米兰式板甲的圆润外观。铠甲有了倾斜的表面,落在上面的打击会因这些沟槽发生偏转,这些铠甲的防御力上佳,不少骑士团成员就穿着这种铠甲参战。

然而,军制的改革意味着战争不再是少量骑士的游戏。自从英法百年战争起,欧洲民族意识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平民卷入战争。

欧洲人给出了答案:军制或者火器的进步,永远不是不普及盔甲的借口。无法量身定做,那就不打造四肢以及关节的铠甲,集中保护胸腹这些要害部位;来不及冷锻热处理,那就用熟铁,哪怕重量飙升,哪怕厚度爆表,也要让每个人都有护具穿。

到了17世纪,火器基本统治战场,骑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但理论上荷兰方阵披甲率还是达到百分之百!也难怪其成为“海上马车夫”。

铠甲在出厂时都要挡住一发火绳枪子弹才算合格,但实战中却出现一些问题,土耳其人的火绳枪是加长了枪管的,大概有“7-9个掌宽长(一掌约25cm)”,装填时间比欧洲人的火器更长,但精度和威力也更大。

所以,仍然有士兵被土耳其狙击手狙杀。然而,骑士们暴露在极其危险的位置上,参与各式各样的肉搏战和对射仍能生还。防御刀劈剑刺,箭射弹创的,便是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的盔甲匠巧手制作的护具。

马耳他围城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奇葩的战损比。比如第一次圣艾尔摩堡总攻中,土耳其人损失了近两千人,大部分都是近卫军的精华。守军仅仅损失了十名骑士和七十名士兵。这不像是在打仗,倒像是《行尸走肉》里组团打僵尸。

《冰与火之歌》中的野火在历史上真实存在,除了wildfire这个叫法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Greek fire(希腊火)”。这种易燃混合物不一定非要用管子喷出去,在马耳他围城战中,守军更喜欢把它当手榴弹用,将易燃物装在罐子里“尺寸大小正好适合一个人的手掌并可被扔出20-30码远”。

另外一种武器和美国大统领同姓,叫Trump(喇叭筒),这种武器有点像过年时玩的礼花棒,只不过喷出的不是烟花,而是好几码远的熊熊火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纵火武器是火圈——将木条裹满易燃液体和棉花羊毛,直接往穆斯林中间丢,一个火圈能套住三到四个士兵。圣艾尔摩堡的防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火圈。

想起来很离谱,三四个人就这么被一个大号呼啦圈套住,动弹不得,活生生被烧成烤人排?其实这跟他们的衣着有很大关系。穆斯林穿着宽松平滑的长袍,沾上点火星就开始黏着皮肤烧,躲都来不及躲。

骑士团也遭遇了火攻,但没造成如此大的破坏。首先他们穿着铠甲,不容易着火。其次瓦莱特早先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专门在工事周围放置了很多装满海水的大桶。哪怕铠甲着了火,在没烧着皮肤前跳到桶子里就没事了。

奥斯曼人没有盔甲吗?当然不是,他们有锁子甲与平面钢板搭配的复合甲。近卫军是普通士兵吗?也不是,从抢基督徒男孩,到培训职业杀手都花了不少成本。

只是奥斯曼统治下,除非是皇亲国戚,否则一律当韭菜割,当炮灰榨。轻视个人生命,宣传捐躯光荣,大搞死亡崇拜,这是一些国家的传统思维决定的。

包括高层领导,都好面子,喜欢来虚的那一套,不喜欢真钢实铁。图尔古特是穆斯林方重要的将领,这位海盗老奸巨猾,经常想出对付守军的毒计。

有一日在与指挥官穆斯塔法巡视炮台时,图尔古特被一发来自圣安杰洛堡的炮弹击倒在地。这两个领导都相信安拉护体,坚决不穿盔甲。并且很贴心的打扮华丽,去哪都带上一堆随从。

那一炮打在地面上,并没有正中目标,然而老天有眼,地表溅起的碎石正好有一块将图尔古特爆头了——要是带顶头盔,也不至于这样。

这些战死的,也只能怪自己血统不够纯,关系不够硬。真正的BOSS永远置身事外——此时奥斯曼领袖苏莱曼大帝正在老家远程遥控,并且觉得这些下人都不好使。

据说他在得知失败后决定下次要亲自指挥,“我明白了只有在我的手中,我的利剑才会无往不胜!”。听上去很有精神,其实不过是嘴炮罢了。第二年,这位独裁者便认为进攻马耳他时机不成熟,将注意力转到了匈牙利。还没等他老人家有更多的非分之想,安拉便召唤苏莱曼上天去了。

▲苏莱曼一世(1494年11月6日—1566年9月7日 ) 图源于网络

反观骑士团这边,人无分老幼、高低贵贱,个个奋勇当先,骑士团团长瓦莱特年逾古稀,在围城战最后的日子里,仍然披甲上阵。八月,土耳其人的坑道作业取得成效,卡斯蒂利亚棱堡区被炸出个缺口。

瓦莱特宣称:“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所有人都战死,那么我会穿上普通士兵的制服,手持利剑冲入敌军最密集的地方——在那里与我的孩子们和兄弟一起战死。”

在反冲锋的过程中,弹片击中了瓦莱特的腿部。但瓦莱特拒绝了撤退的请求:“我已经71岁了。对于我这样岁数的人还有什么比主服务死在朋友和兄弟中间更光荣呢?”直到整个棱堡被夺回,这位老人才去包扎伤口。

身先士卒的高层贵族不止大团长一人。大团长的侄子小瓦莱特也在围城战中阵亡。而大团长只这样说:“所有的骑士对我来说都是至亲,我将他们所有人都视为自己的孩子。波拉斯特龙(他侄子的战友)的牺牲带给我的悲痛和我侄子战死是一样的。”

在夏季,穆斯林军队中不少人染疫,而圣约翰骑士团又名医院骑士团,在医院里,无论贫富,所有人在正常条件下都要用银制盘子进食,以保证“医院里的得体行为和病人的清洁情况”。

西方的个人主义,崇尚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不搞特殊对待。并且激发每个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在特定的时刻,会演变成一种特殊的英雄主义。在马耳他,骑士团成员便是将这种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马耳他岛的胜利,归根结底,还是欧洲对中亚的胜利。如果马耳他岛被攻陷,奥斯曼则将会用其作跳板,威胁整个欧洲。

表面上看,奥斯曼是铁板一块,帝国要比封建小国更团结。但正所谓大而不当,帝国不过是皇亲国戚和衙门走狗勾心斗角的舞台,皇帝统治下没有一个人的心智是健全的。

在攻打马耳他时,图尔古特一眼就看出计划的纰漏,他指出攻打大港湾之前应当先拿下老城,一旦攻下戈佐岛和马耳他岛北部,圣艾尔摩堡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然而,苏丹的孙女婿皮雅利坚持必须保证舰队安全,先拿下马萨穆谢特湾。“东方观念里对血统的尊重,以及对官位的自尊,意味着土耳其人的大多数议事会议,大而不当且烦冗拖沓。”

而远看是分裂的欧洲,在最后关头,却达成了共识。瓦莱特向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求援。骑士团在欧洲的其他成员四处奔走呼号,罗马要求这个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西西里总督堂加西亚每天都被众多骑士催促出兵。

当他向其中一名骑士指出要称呼自己“阁下”时,对方回答假如能够按时赶到马耳他拯救教友的话,他喊堂加西亚皇帝陛下都没问题。

自那之后,马耳他被称作“欧洲的三角堡”,这座弹丸之地决定了欧洲未来的命运。欧洲今天还勉强称得上是基督教国家,得亏近五百年前马耳他军民的流血牺牲。

“没有比马耳他围攻战更广为人知的大事。”伏尔泰曾经这样评论道。但现在欧洲人真的铭记马耳他了吗?欧洲离变成穆斯林的乐土还剩几天?看今日的欧洲,像瓦莱特这样的义人,还剩几个?

这位弥留之际仍不忘呼吁同胞和平共处并释放家中所有奴隶的伟人,竟也没逃过白左的批判——瓦莱特在围城战中曾下令不留俘虏,将进步壬的宝贝头巾男杀了个片甲不留。这太不“正确”了,得大批特批。

▲1573年圣约翰骑士团在马耳他修建了——圣约翰大教堂,马耳他的英雄——大团长瓦莱特和他的战友的骨骸都埋葬于此,在这座辉煌的教堂里长眠,大理石地面上刻着这些高贵骑士们的名字,无声地诉说着这些英魂的印迹,如今,瓦莱特已经成为马耳他的首都。 图源于网络

然而这些进步史学家只字不提穆斯林在攻陷圣艾尔摩堡后,是怎样将基督徒俘虏拿去做练习弓箭的靶子的,又是怎样将骑士米兰达、勒·马斯和德·瓜拉斯的头砍下绑在木桩上的,有些说法认为,在斩首之前,伊斯兰指挥官穆斯塔法还下令挖出尸体的心脏。

现代的欧洲,像瓦莱特这样的义人没有几个,像开战前,“两个叛教的工程师……他们观察了每一门火炮,测量了每一门炮台……”这样叛祖背亲的恶棍倒不少。

西方文明就像是大海上的小船,不停遭受着野蛮人海浪的不断侵袭。在过去,这种侵袭表现为波斯国王的入侵,蒙古大军的铁蹄和穆斯林的弯刀。

在现在,这种侵袭换了一种形式,表现为不顾身后洪水滔天的白左政客给移民打开绿灯,表现为在“文化多元主义”者对极端信仰的包容和赞许。

不过换汤不换药,五百年前穆斯林在马耳他怎么砍骑士人头的,今天怎么在法国教堂再表演一遍。五百年前穆斯林怎样抢劫马耳他人的财富,今天在德国街头在重现一次。

当然五百年前杀人诛心的下作伎俩也不能少,比如马拉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发推说,穆斯林有权杀欧洲人。

今天的西方所缺乏的,正是一座“金城马耳他,银城马耳他,稀世玄铁铸就的马耳他。”和一群相信“马耳他,我们永远无法征服你,即使你薄脆如南瓜,即使保护你的只有一层洋葱皮”的勇士们,正缺乏一个像瓦莱特这样的“惩罚亚非异教徒之鞭,欧洲之盾,以神圣的武器驱逐野蛮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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